本文目录一览：
- 1、概括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相似之处
- 2、明朝年幼时打倒内阁首辅夏言的皇帝是谁
- 3、魏忠贤身世三大谜局和晚明惊世变局
- 4、晚明时期的商业化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
- 5、明末时期，去一次青楼需要消费多少？
- 6、为什么只有晚唐，晚明，晚清，而没有晚汉，晚宋，晚元？
概括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相似之处
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晚明月ktv消费，整个明代时期晚明月ktv消费，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
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晚明月ktv消费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
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资源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
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表
年代 中国 日本 印度 英国 西班牙
1534 1∶6.363 — — 1∶11.50 1∶12
1568 1∶6.00 — — 1∶11.50 1∶12.12
1571 — 1∶7.37 — 1∶11.50 1∶12.12
1572 1∶8.00 — — 1∶11.50 1∶12.12
1575 — 1∶10.34 — 1∶11.50 1∶12.12
1580 1∶5.50 — — 1∶11.70 1∶12.12
1588 — 1∶9.15 — 1∶11.70 1∶12.12
1589 — 1∶11.06 — 1∶11.70 1∶12.12
1592 1∶5.50—7.00 1∶10.00 1∶9.00 1∶11.80 1∶12.12
1596 1∶7.50 — — 1∶11.90 1∶12.12
1604 1∶6.60—7.00 1∶10.99 — 1∶11.90 1∶12.12
1609 — 1∶12.19 — 1∶12.00 1∶13.13
1615 — 1∶11.38 — 1∶12.00 1∶13.13
1620 1∶8.00 1∶13.05 — 1∶12.50 1∶13.13
1622 1∶8.00 1∶14.00 — 1∶12.50 1∶13.13
1635 1∶10.00 — — 1∶13.00 1∶13.13
1637—40 1∶13.00 — — 1∶13.50 1：13.13—15.45
1660—69 1∶10.00以上 — 1∶16.16 1∶14.50 —
1671 1∶10.00以上 — 1∶16.025 1∶15.19 —
1675 1∶10.00以上 — 1∶17.224 1∶15.557 —
1677 1∶9.00 — 1∶14.131 1∶15.36 —
1700 1∶10.00以上 — 1∶14.46 1∶14.674 —
1709 1∶10.00以上 — 1∶15.157 1∶14.617 —
1714 1∶10.00以上 — 1∶13.184 1∶15.15 —
1719 1∶10.00以上 — 1∶12.759 1∶15.40 —
1721—30 1∶10.50 — — 1∶15.50 —
1731—40 1∶10.90 — — 1∶15.10 —
1741—50 1∶11.77—12.5 — — 1∶14.93 —
1751—60 1∶14.9 — — 1∶14.55 —
1761—70 1∶15.00 — — 1∶14.81 —
1771—80 1∶15.47 — — 1∶14.64 —
1781—90 1∶15.23 — — 1∶14.76 —
1791—1800 1∶15.40 — — 1∶15.42 —
资料来源：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厦门，《南洋问题研究》，第81—91页，1988年第2期。
结论及比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晚明月ktv消费？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政府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
明朝年幼时打倒内阁首辅夏言的皇帝是谁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
夏言（1482—1548）字公谨晚明月ktv消费，号桂州，贵溪（今江西贵溪上清桂洲村）人。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嘉靖七年（1528），夏言调吏部， 深得世宗皇帝晚明月ktv消费的赏识。嘉靖十年（1531）三月，夏言被提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士，随之升为礼部左侍郎，仍掌翰林院。一月后代李时为礼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为首辅。嘉靖十八年（1539）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朝以来，臣子无加上柱国者，唯夏言一人领此衔。
嘉靖二十七年议收复河套事，被至弃市死。
概况
明代嘉靖26年，朝中有一官吏曾铣，面对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3万骑兵进犯，遂决定收复河套地区，夏言极力支持，嘉靖帝也表示同意。可没想，这成了严嵩向嘉靖帝进谗言的机会，严嵩散布收复河套之举是祸根的谣言，并拉笼嘉靖帝的亲信说服嘉靖帝。不辨是非曲直的嘉靖帝随后降旨夺去夏言官衔，只保留尚书身份。 挤走了夏言，严嵩仍不罢休，在宫中放出谣言称夏言离朝时愤愤不平，大骂嘉靖帝出尔反尔。谣言传到嘉靖帝耳朵里，嘉靖帝甚为恼怒。事有凑巧，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俺答汗率军进扰宣府，直逼北京，嘉靖帝疑心这定是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招来的报复，遂将曾铣打下监狱。曾经支持夏言、曾铣的官员或贬官，或夺俸，或廷杖，还要将夏言收监审理。
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铣，按律斩，妻子流放两千里，廉，死时家无余财。
死前唯留遗言：“一心报国”。 曾铣死，仇鸾出狱。夏言，弃市，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职为民。
夏言起自微寒，豪迈而有俊才，纵横驳辩，人莫能屈，虽身处宦海，仍心系天下，胸怀万民，然终为严嵩所害。
言死，嵩祸及天下。
魏忠贤身世三大谜局和晚明惊世变局
1368年，大明帝国公司正式开业。
朱元璋想开万年老店，但又随时担心老朱家家族公司的寿命不永，于是就很委婉地请教了足智多谋的刘伯温，让他掐指算算，大明公司寿诞几何。
说起这刘伯温，正史上说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朱元璋把他比作天下第一谋臣张良；
老百姓却把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刘伯温不敢说万年老店是清秋大梦，所以回答得更委婉：他给这位半文盲的开国董事长出了个谜语。
这个谜语实际上是一则预言，今天还保存在托名刘伯温所著的《烧饼歌》中。
《烧饼歌》是一部隐语大全，对中华几千年的政治兴衰进行了全时段预测。
说到明朝的时候，有这么两句话：
谁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这八千女鬼是谁呢？他为什么又有如此强大能量淆乱朝纲，破坏法律？
八千女鬼是个拆字谜，四个字合起来就是“魏”。
天下姓魏的人多了去了，那这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传说中刘伯温又做了第二次预言。
据说，刘伯温还写了一本书，名气远远大于《烧饼歌》，叫《推背图》。
《推背图》第三十一象的颂词有四句：
忠臣贤士尽沉沦
天启其衷乩更纷
纵有胸怀光坦白
乾坤不属旧明君
这颂词不仅指出了明朝灭亡的必然命运，还把天启皇帝和淆乱朝纲人的名字点出来了。
八千女鬼是“魏”，加上颂词的隐语，这人就是天启年间著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魏忠贤！
我们必须阐明立场，什么刘伯温，什么预言，什么隐语，都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历史解释，算不上正史，更不是历史的本相。
但它却通过民间的独特角度为我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和立场。
魏忠贤在历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这名字都如雷贯耳；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他都是断送大明王朝国运的罪魁祸首，成为邪恶、暴虐、阴谋的代名词。
说起魏忠贤，他早期人生的三大谜局直到今天都还引发无数的猜疑和多样的解释，还引发了晚明政治斗争的惊世变局。
第一大谜，魏忠贤的身世。
按理说，一个人的身世显赫不显赫是一回事，但总得有自己的父母。
遗憾的是，魏忠贤知道母亲是谁，至于谁是父亲，他自己永远都没搞清楚。至今，我们能找到的有两种版本。
一个是江湖版，著名代表是流行小说《梼杌闲评》，说魏忠贤的父亲有两个：生物学父亲叫魏云卿，是江苏班的男神级演员，以前叫戏子；法律上的父亲叫魏丑驴，是山东的打把势艺人。
他的母亲叫侯一娘，也是女艺人。这男神级戏子遇见女神级艺人，免不了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和绯闻，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儿子。
另一个是学术版，由魏忠贤的老搭档、老朋友刘若愚提供。
作为阉党，刘若愚本来应该被碎尸万段，至少也逃不了发配充军，但因为认罪态度好，有知识有文化，所以将功赎罪，靠写揭发材料保住了身家性命。
于是就有了一本书，叫《酌中志》。
根据刘若愚的记载，魏忠贤的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刘氏，两人都是农民。魏志敏拼死拼活赶不上小康，于是只身到城里打工，成了农民工，刘氏和魏忠贤就成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两个版本孰真孰假？
有的历史学者力挺《梼杌闲评》，说魏忠贤从小就淘气贪玩，长大后吃喝嫖赌，幸好英国人的鸦片还没过来，否则那就是五毒俱全了。如果是农民的儿子，有这本钱吗？
更何况，魏忠贤人长得特帅，多才多艺，唱歌、弹琴、下棋、踢球，样样胜人一筹。
那时候，义务教育都还没普及，农村更没有所谓的兴趣班、才艺班，你说两个农民，能生出、养出这样的儿子吗？
这说法不靠谱。我的理由是：
1、
《梼杌闲评》流行于明末清初的民间，属于“小说家言”，是野史，人为编造、添加、想象的成分太浓，带有严重的道德偏向；而作为魏忠贤的心腹，刘若愚的《酌中志》算得上是最接近真实的记载。刘若愚可能在涉及罪行的时候美化、修饰自己，但在表述魏忠贤身世时，只需秉笔直书，没有必要去回避、隐讳什么，更不怕已经粉身碎骨的魏忠贤僵尸复活，爬起来找他算账。
2、
至于魏忠贤的四毒俱全所需要的花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是魏忠贤在家中属于最小的孩子，史书说他从小就百般伶俐，长得又乖巧，父亲打工的钱，母亲织布的钱，哥哥打工的钱，几乎都化在他身上了；何况，魏忠贤成人后，还自己外出打工挣钱，只是那钱从来没进过包，从没进过家门。二是魏忠贤成年后结识的都是些社会闲杂人员，没工作、没收入，有事帮闲、无事偷盗，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尽管四毒俱全，但消费水平并不高。无非是别人喝茅台，他们喝红星；别人抽九五至尊，他们抽红塔山；别人找大牌追星拉风，他们找闲花野草贪玩尽兴。
3、
要说农民生不出帅气、聪明、多才多艺的儿子，这说法一般人过过嘴瘾可以，但历史学家这样说，算得上是自降身份了。只需看看今天那些出生草根的小鲜肉，根本不用到韩国整形塑形，走到哪儿，刮得都是一派天然清爽无害的韩风。
第二大谜，魏忠贤的姓和名。
这个谜语基本上已经有解了，我们理理线索就行。
爹是谁说不清楚，算得上是悲剧；如果连姓名都要翻来覆去折腾，花飞花谢迷蒙天，那就是人生的惨剧了。很不幸，魏忠贤悲剧、惨剧都遭遇了。
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史上没记载他的姓名。根据《梼杌闲评》的说法，男神级和女神级两个演艺圈的人先邂逅放电，再劈腿出轨，于是就有了一个儿子。
还好，孩子的另一个爹刚好也姓魏，省去了侯一娘的麻烦，就给儿子取名魏进忠。
后来，法律上的父亲魏丑驴被强盗所杀，为养家糊口，侯一娘又带着儿子改嫁到姓李的门下，魏进忠变成了李进忠。
再后来，发迹后的李进忠，因为和皇帝奶妈客巴巴有了一层特殊的粉红色关系，天启二年，由皇帝赐名 “忠贤”，恩准恢复魏姓，才算一锤定音，认祖归宗，名归正传，然后就一举成名天下知。
第三大谜，魏忠贤的文化水平。
为什么把这一点作为谜？
因为在明代，魏忠贤沦为文盲很奇怪，既不是他的智商有问题；也不是他的家穷得交不了学费。
即便按照《梼杌闲评》的版本，他爹妈都是刷脸吃饭的帅哥美女，供养孩子读书绝对没问题。
如果按照刘若愚的版本，那就更没问题。
根据宋起凤《稗史》记载，魏忠贤从小“多机变，有小才”。
这样的孩子放今天，只要好好读书，勤学苦练，弄不好就可以拿个奥赛冠军或什么金奖，保送北大清华没问题。
但翻检正史、野史，我们发现，那时候虽然没有义务教育，但也没有昂贵的择校费、培训费；魏家有田有地，算不上富足，但也不至于穷到连学费都交不起。古人的学费就是几块风干的老腊肉，叫“束脩”。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魏忠贤从小被娇惯，野性十足，学堂不是他的天堂，子曰诗云一字不学，一句不懂，偷水果、掏鸟蛋倒是样样精通，终于把自己弄成了一个野孩子、大文盲。
不管怎样，结局是铁定的：魏忠贤是个文盲，并且是彻头彻尾的文盲，史书说他是“目不识丁”，以至于后来主持国家大政时，所有的奏章都要人念给他听。
魏忠贤早期人生的三大谜局，有些是他自己私人订制的，防范别人炒作传播，有损人格尊严；但有些是当时和后世人的添加附会，目的就是丑化，意在说明他从小就是贱种，长大后节操碎一地，那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
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设谜局的人，也有了揭秘局的人。揭来揭去，侵害个人隐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惊天的政治缠斗。
魏忠贤对那些自命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充满了本能的排斥和仇恨。
来自草根的他，烂命一条，无名无位，可以自卑自贱。
但一旦功成名就，麻雀变孔雀，就自卑变自大，自贱变自强，特别爱护羽毛，对早期人生的屈辱悲伤千遮万掩，偏偏东林党人特别喜欢扒拉隐私，大搞人肉搜索，还搞有赏猜谜，非要一根一根拔掉他的羽毛，让他还原成草鸡，这就是魏忠贤和东林党生死对决的最强劲驱动力！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刘云生
晚明时期的商业化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
在封建时期，中国晚明月ktv消费的历代王朝都以小农经济为主。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小农经济，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只有十分重视方才能够保证老百姓的温饱和经济的正常运作晚明月ktv消费；另一方面是将人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自身的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到晚明月ktv消费了晚明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商业化的浪潮。
商业化的浪潮对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天下之人虽不说是人人经商，却人人有为商之志，求利之心。明朝有一位叫崔溥的朝鲜人，就对明朝人的经商之风有如下记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之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明人丘濬也曾言：“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这正是明朝中期以后商业向社会各阶层生活渗透的实录。
明朝中期以后商业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心渐渐变得不知足
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提倡一种人们要知足的观念。在传统的生活观念中，万事万物的存在，其中无不含有一种“本意”，也就是实用。人们的生活只许在这种本意上加以追求，分外的都是奢求。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知足”、“知止”的观念。
随着商业化日渐渗透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在晚明的社会中，显然已经开始盛行一种不知足的思想，这也一直为当时的正统士大夫所担忧。这种不知足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自己寿命的不知足，如福建人林春泽最后活到104岁。当晚明月ktv消费他做99岁生日时，邻里有人向他祝寿，道：“愿公百龄。”林氏听后颇为不悦，对祝寿者说：“不曾要君家养我，奈何限我寿耶？”二是对富贵的不知足，如将相不足，必想做帝王，帝王不足，又想做神仙，神仙不足，又想做玉皇大帝。明人朱载靖有一首《十不足》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已经受商业化冲击的人们那种不知足的心态。
手工业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棉布成为广大民众的主要衣料；制瓷业方面创造了五色瓷和斗彩瓷；私营手工业在明朝中叶以后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手工工场。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书籍出版的商业化
在晚明，商业化已经开始向书籍出版的领域渗透。晚明商业出版物的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张，堪称一场传播文化的革命。书籍内容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和功利化取向，或言消闲娱乐性和实用功利性特征，小说、戏曲、制艺、日用类书可以作为其典型个案。
商业出版传播的繁荣，导致了文化权力的下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引起了国家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松动和近代化的启蒙；造成了阅读大众的兴起和文化消费的活跃，营造出大众传播和公众社会的氛围；文化的商业化既有超越雅俗之辨、促进层间互动的积极意义，也有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出版失范和非理性问题，从而引起对于出版理性的探寻。总之，晚明堪称中国传统商业出版发展的历史绝唱，由其参与制造的文化风景和末世繁华，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记忆和话语盛宴。
城市夜生活的出现以及生活的娱乐性
晚明时期，不仅是在城市中已经有了夜生活，而且这种夜生活已经影响到了江南的一般市镇。如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崇尚奢侈，“夜必饮酒”。晚上聚饮之俗的形成，说明夜生活已经开始向一些比较发达的市镇渗透。
在当时娱乐已经成为时尚，即使是在北方的一些边地，也是广修娱乐场所，以适应人们追求娱乐的需要。像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南京秦淮、扬州二十四桥或者一些天下大码头，遍布茶舍、酒馆、妓院这些娱乐场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像蓟镇之“赛西湖”、宣府之“饮酒楼”的崛起，无疑就是生活趋于娱乐化的最好例证。
商人社团
商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人势力增大，必然导致商人社团的出现。明代商人为了应付朝廷的税收及其相关事务，上自绮、缎、布帛，下至鱼、肉、果、菜，每行大多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无论是额定必须缴纳的官税，还是在场、务现纳之税，商人均通过自己推举的“总办”一二人负责其事。因此，其惯行之例是地方官向行总要税，而行总再向各行摊派。商业行会组织的功能就在于此。
明代中期以后，商人社团已经跳出了原先简单的行会特色，进而成为商人保护自己利益的自觉性的团体。
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出现
晚明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各种思潮活跃。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倡导这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贽、王夫之和唐甄等人。
晚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以及强调“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
总结
晚明时期因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物欲被调动了起来。普通老百姓中的奢靡之风也盛行了起来。有学者曾经称这种晚明时期的百姓物欲的增长为“商品拜物教”。我们所熟知的晚明陆楫所撰写的《禁奢辨》就曾经公开为所谓的“奢靡”进行辩护，认为这种奢靡于当时的社会是完全有用的。
随着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以及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人们开始渐渐学会享受，一些体现早期城市市民意识的文艺作品也随之出现，加快了晚明时期的社会转型。但由于北方农业生产的牵绊和来自女真民族的威胁，使这一转型最终犹如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可以说，明亡清兴，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断裂式打击，阻挡了晚明社会的转型。
明末时期，去一次青楼需要消费多少？
晚明时期去一次青楼需要消费多少？“销金窟”果然不是白叫的
一说到青楼，大家很容易就将它与妓院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虽然寄身于内的女子，做的都是迎来送往的工作，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来说，妓院那是有钱就可以去逛的地方，里面的姑娘做得只是单纯的皮肉交易，纯粹的释放生理需求，只要钱到位了，随便你怎么折腾都行。
而青楼就不同了，这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按现在的话来说，青楼是一个非常有“逼格”的地方，里面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漂亮姑娘，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才女”，她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经过专业的训练，在待人接物，气质谈吐方面，简直比很多名门闺秀都要优雅。
关于在妓院的消费咱们就不多说了，试想一下，连底层民众都可以随便逛的地方，高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今天主要来说说，逛一次青楼到底需要消费多少，为什么它会被称为“销金窟”？
咱们就以晚明的青楼为例，在举例之前，有必要先把晚明和今天的购 买力做个换算，以方便大家理解，按照《中国货币史》一书的推算，晚明的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二零零九年五百块人民币的购 买力，当然了，如果到现在应该又会高一些，不过暂以零九年为准就好了，毕竟专家的推算比较准确。
据明朝万历年间文人张应俞在《骗经》中的记载，曾经有一位叫花不如的名妓，她“身价颇高，不与庸俗往来，惟与豪俊交接。每宿一夜，费银六、七两方得。”这六、七两银子差不多相当于三千五百元左右。
另据记载，秦淮八艳里最有名的大牌陈圆圆，她出席一场宴会的费用是两千五百元，如果在宴会中唱一曲的话，也是两千五百元，而她被人买断的价格大约为五十万元左右，当然了，由于这个买断陈圆圆的人是崇祯皇帝的岳父，价格很可能是打折价。
假如有人觉得这个价格无法准确反应出陈圆圆身价的话，那咱们就看看同为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的合同买断价格，依照其丈夫，也就是明末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的记载，十九岁时董小宛的赎身价为白银三千两，约为现在的一百五十万元。
除此以外，在《板桥杂记》中也有记载：“嘉兴姚北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土百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嘉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
曲中狎客，则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钱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朱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晚明的高富帅们为捧名妓开次大趴或者赎个身，差不多要花费百万元人民币上下，而花个几万块钱请这些名妓吃顿饭更是眉头都不皱一下，丝毫不比现在的富豪逊色多少，不得不说，青楼这“销金窟”的说法果然不是白叫的。
为什么只有晚唐，晚明，晚清，而没有晚汉，晚宋，晚元？
你可能会说晚明月ktv消费，“晚明”、“晚清”等，只是时间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还是南宋末，很不明确，所以人们才很少用“晚宋”的说法。
但这一解释未免有些简单了，“晚唐”、“晚明”、“晚清”不仅表示时间，而且表示社会形态。“唐宋变革”始于中晚唐，因而，盛唐与晚唐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盛唐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坊市制，在晚唐时均已趋于瓦解。早在1950年代，陈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与明前期、晚清与清前期，同样是恍如两个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出现于晚明而不可能出现在明前期，洋务运动也只能出现于晚清而不可能出现在清前期。两宋时期则从未出现类似的前后期大转折，宋代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晚明月ktv消费我们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来描述宋朝的社会变迁。
从这个意义来说，“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变革”的启幕，“晚明”与“晚清”的概念则意味着向“唐宋变革”的近代化方向“回归”——换言之，明前期与清前期的社会演化已经偏离了“唐宋变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回归”。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最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如此辉煌晚明月ktv消费？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度。
“唐宋变革”重要表现乃是重商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登场，国家放弃了对臣民的身份与人身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全国臣民按职业划分入不同户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自行改业，子孙世代相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每天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一里之内；军民、商人若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由于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民间交易以米谷、盐、布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规模，以紧缩的财政、按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全民配役来维持运转，无需依赖市场、商业、货币与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费税、货币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说，这样的体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现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有在摆脱了“洪武型体制”之后才能够“萌芽”。事实上，明代的社会发展，确实表现为逐渐突破“洪武型体制”的过程：渐渐地，社会控制松懈，匠籍制解体（允许匠户纳银代役），募兵制代替军户制，月港开禁，广州与蕃商开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银流入，“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人口流动越来频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经济的繁华。
